作者:张红梅(重庆财经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院长、副教授),张振卿(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现实问题,守正创新恰是其核心命题之一。坚持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的有机协同,不仅能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还对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守正创新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持守正创新,贯穿和体现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的全过程,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源动力之一。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将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把握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守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基”,立开拓创新之“魂”。进而,不断凝聚与弘扬中国精神,汇聚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磅礴力量。
坚持守正创新是激发文化发展活力的必然选择。守正创新是激发文化发展活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之关键。守正是文化发展活力的生长土壤,创新是激发文化发展活力的源头活水。守正创新是要从现实的“实然”当中去把握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文明演进规律,从目标的“应然”中构建文明发展的蓝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创新使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得以激发与传承。创新是一个兼收并蓄、协调发展的过程,能够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时代魅力、展现时代风采。
坚持守正创新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坚持守正创新作为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之一,是深入文化建设具体实际的重要工作原则,是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的现实遵循。守正创新意味着要始终保持对我们自身文化理想、价值、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不断从中华民族的文明当中汲取智慧,丰富文化强国形象建构的内涵,创造属于新时代新征程更加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树立好中国形象、传播好中国声音,形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伟力。
坚持“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既体现“守正”,又体现“创新”,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传承、革新、形塑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之必然,彰显了文化创新的自觉性、积极性,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坚持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历史逻辑。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的盘铭上就写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经》有语:“《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诗经》有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见,中华民族文明本身就蕴藏应时而变的内在基因。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坚持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华文明是世界原生性文明中是唯一没有中断,且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连续性和创新性显着蕴涵着中华民族文明“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使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文明发展模式。守正创新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在解决新时代的现实问题中得以淬炼,在创新性实践中得以发展,从而呈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以“守正”应变局,赓续历史文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全球化进程正在快速裂变与重塑,尤其是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使文明发展呈现新方向、新空间和新形态。在此背景下,我们需秉承守正之信念、之魄力来应变局,赓续历史文脉。
首先,守理论之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增强政治定力,在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前提下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其次,守原则之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是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根本和关键所在,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引领和有力保障。必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过程。最后,守道路之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科学道路,是呼应时代发展和人民诉求的现实道路,是具有文明优越性的正确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是赓续历史文脉和实现中华文明跨越式发展的必要前提。
以“创新”开新局,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大变革时代,也是大创新时代。“开新局”就是立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历史起点,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释放创新动能,激发巨大潜能,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篇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开理论探索之新,又要创实践发展之新,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转型发展,谱写其当代华章。
一方面,要开理论探索之新,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新路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着眼强国建设、立足文明发展大势,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文明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这些重大理论成果,不仅有益于擘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恢弘图景,更有益于引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当代实践。另一方面,要创实践发展之新,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新辉煌。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发展,要求我们在面对艰难险阻时,需秉持蓬勃向上的朝气、敢为人先的锐气、攻坚克难的勇气、仰首阔步的意气,保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拼搏和干劲,不仅要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要在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新辉煌。
总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上,要恪守正道、胸怀锐气,以守正为创新提供遵循,以创新为守正提供动力,方能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